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跨珠三角都市圈规划将出台

其中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都在珠三角。相比传统的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都市圈划分，三大都市圈不仅名称、范围、目标都迎来全新升级，也迎来推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的全新机遇。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的命名，更有对标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的意味。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表示，以广州和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核心城市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势必不断增强，推动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

进入都市圈时代，“大广州”“大深圳”有望如大东京、大纽约等都市圈一样逐步实现同城、融城。

去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都市圈”的培育上升到国家层面。此次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纳入规划，呼应了国家培育都市圈的发展理念，凸显广州、深圳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核心引擎作用进一步强化。

可以发现，过去的经济圈时代，更多侧重产业和经济合作。都市圈则强调的是交通基础设施、产业、民生、生态环保等各个方面的同城化。更有将原有经济圈上升为“都市圈”的深义，预示区域协同发展有望进入新阶段。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胡刚认为，如果以北上广三座城市中心为圆心画圆，延伸2000平方公里面积，北京、上海仍在中心城市范畴，而广州都市圈已经囊括了佛山市中心。广州都市圈是一个特殊形式的存在。广佛都是GDP总量过万亿元的城市，广州都市圈将成为全球都市圈发展的一种新范式。

深圳都市圈不再局限于“深莞惠”，而是进一步将河源、汕尾纳入“势力范围”，GDP占广东的40%左右，2019年末常住人口为3290.39万，经济总量42746亿元，放在全国乃至全球，都不容小觑。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定义，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这种规划之下，核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带动能力更强，与周边城市在轨道交通、通信网络、户籍管理、教育医疗资源分布等方面统一规划将更加高效，区域协调发展的力度更大。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城市，但产业一体化程度高，相比国内武汉等都市圈，人口、经济密度更大。胡刚认为，珠江口西岸都市圈靠近国际化程度较高、与葡语国家存在广泛联系的澳门，如果能发挥澳门作用，珠江西岸都市圈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发展更值得期待。

都市圈全新规划，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新升级。

深圳都市圈含深圳、东莞、惠州、河源、汕尾5座城市。深圳、东莞、惠州位于珠三角，汕尾、河源在粤东地区。

根据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年），将围绕广州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共建广州大都市圈，推进广佛肇清云韶经济圈合作发展。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没有沿用“珠中江都市圈”这一传统概念，粤西阳江、阳春等城市有被纳入可能，协调发展的作用更强。而珠中江阳都市圈的概念更被坊间热议已久。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属于体量相近城市组成的都市圈发展模式。与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相比，珠江口西岸缺少核心城市，需利用好与海外联系更广的特点，更加注重从顶层制度设计和政策协调方面促进都市圈内城市抱团发展。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编制都市圈发展细则时，更应强调该区域特色产业以及与周边都市圈的融合协调，当区域内多个都市圈展现联动发展的共振效应时，协同发展便成为都市圈自身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进一步选择。

在都市圈“变大”的过程中，原本城市边缘地区，都市圈价值将凸显。例如深圳龙岗区，在深圳都市圈框架内，将成为深圳都市圈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工业枢纽。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表示，在深圳“东进战略”之下，建设深圳都市圈内城市可以互通有无，形成城市协同发展效应。

南方城市智库发现，非珠三角城市也可以借助都市圈规划，实现中心城市的品牌赋能，形成新的招商号召力。2018年12月16日，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揭牌。按照深圳全面主导、汕尾积极配合的原则，推动深圳人口、资金、技术向汕尾流动，2019年深汕特别合作区GDP增长23.0%，增速在深圳各区居首。

从全省经济发展格局来看，粤东与粤西都属于沿海地区，仍有较大发展潜力。三大新都市圈的规划，可以说是对“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全新演绎。

日前，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亚洲经济展望与一体化进程2020报告》预测，亚洲经济在世界占比今年将首超50%，全球将迎来亚洲世纪。

从全球看，粤港澳大湾区处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核心区域、太平洋西岸的中间位置、亚欧经济圈与亚太经济圈的交会之处，绝佳的区位优势、地缘特征为其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无比优越的先天条件。

要实现经济体量占全球一半以上的超越，亚洲需要寻找新的增量空间。作为当今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的粤港澳大湾区，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打开珠三角经济版图，都市圈产业联动比比皆是。

以明星企业华为为例，其总部在深圳，手机终端基地在东莞，电池、天线、屏幕等领域的供应商在惠州。知名车企比亚迪的总部在深圳，比亚迪电子、比亚迪电池生产基地则设在惠州大亚湾……一大批企业在深莞惠区域实现跨城布局，这种紧密产业合作成就了广东经济总量最大的都市圈。

汽车企业纷纷在广佛肇三地布局，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链。工业机器人、高端海洋工程及海上风电装备、轨道交通装备、通用航空等项目落地，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初见雏形。

从初步规划看，三大都市圈将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和粤东西北城市交叉地带。在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内广佛、深港、珠澳极点带动的同时，三大都市圈将统筹协调发展的触角延伸至粤东西北，让原来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都市圈的内涵外延发生深刻变化。有望在新都市圈内部形成产业重组和资源流动，形成更具号召力品牌标识，甚至带来体制机制、优惠政策在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复制，进而推动大湾区的发展。

从《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文件名可以看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三大都市圈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过去都市圈的发展，更加强调的是中心城市的发展。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的规划，更多涉及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联动，在内涵和形式上都与原来都市圈的意义发生显著变化。三大跨珠三角都市圈的协同联动，将打破曾经以广州、深圳为中心城市的单一的牵引聚集模式，更强调都市圈之间平衡性和协调性。

胡刚则认为，广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三大新都市圈规划，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巨大推动作用。都市圈周边城市，尤其是行政交界中心乡村的土地资源、农产品资源、人力资源等，都可以通过中心城市的辐射实现价值再发现。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在新都市圈框架下，像汕尾和河源这样的大都市圈城市，将优先享受到中心城市的辐射，获得更多资源对接的机会。中心城市也可以通过都市圈的框架，对包括河流治理、生态保护、旅游开发、产业规划、农产品销售等进行统筹，变“大城市病”为“大都市圈利”，进而塑造新的区域比较优势，为大湾区增加发展新动能。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

马晓河认为，广东省针对珠三角城市群适时推出三大都市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更深层的结构调整看，三大都市圈实现协同发展，将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以更高水平构建市民化的社会结构，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庞大的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的橄榄形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