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40年 | 王福强：充分释放“双区驱动效应” ，推动深圳成为全面现代化典范

“深圳经济特区用40年的时间实现了华丽转身，从边陲农业县蜕变成现代化大都市，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对于如何展开深圳未来发展的新图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编制组核心成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期待深圳充分释放“双区驱动效应”，多方面发力，推动深圳成为全面现代化的典范，特别是制度现代化的典范，提升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

王福强认为，深圳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从显性视角看，深圳的硬指标，无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事业，还是生态文明，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从隐性指标看，深圳城市的软实力，如城市治理水平、营商环境构建、市民社会培育、市场意识形成等都取得了实质性成效。可以说，深圳是全国市场经济氛围最浓郁的城市，是最讲效率的城市。这是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比拟的城市特质。

“过去40年，深圳最重要的就是培育起了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他说，这种环境，既包括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也包括市场意识、市场氛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限缩行政权力，成为服务型政府是各级各部门的共识。宽容失败、鼓励创新成为社会常态。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成为城市文化。这种对市场的信仰是深圳区别于其它城市的独特之处，是深圳充满活力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市场意识的形成，与“敢为天下先”的拓荒牛精神互为表里。

 “这种对市场经济的信仰，是深圳未来发展的最主要支撑。得前益于前期形成的这种意识，‘有事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市场主体的创新意识、开拓意识、竞争意识、法治意识才会激发出来。”他认为，这直接决定了深圳未来的整体竞争力。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是校正资源错配的最有力工具。未来要继续保持深圳经济活力，就要让市场主体“万类霜天竞自由”。具体到产业类别上，就要在深圳进一步放开垄断性领域，引入竞争机制，率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具体到市场主体上，就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更多市场主体。具体到运行规则上，对市场主体就要“法无明文限制即可为”，对行政主体就是“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具体到资源配置上，就要对民营和国有主体无差别对待。具体到法律保护上，就要产权平等保护。

这也有助于深圳形成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他说，与市场意识相关联的是市民意识。深圳市民普遍具有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这是一个成熟健全的社会所应具有的基本意识。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意识的形成，深圳市民才能形成“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共识，才能与政府良性互动，才能参与到城市治理中，共同经营好深圳这座移民城市。

“这还有助于夯实深圳城市的定位。深圳要建设成为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时尚之都，就需要高端要素的集聚和交融。”他强调说，无论是国际化人才、国际先进技术和先进产品，都要有市场化的对接机制和交易平台才能落地。这也是深圳未来需要加强机制建设的地方。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粤港澳大湾区更连续第四年亮相。作为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深圳广受关注。

“大湾区将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压力测试区和战略引领区。”王福强认为，目前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到了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改革的滞后领域主要体现在服务业领域，包括教育、医疗、金融、电信、文化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改革非常敏感，需要蹄疾，更要步稳。而大湾区中包括港澳，在CEPA框架下，在此优先向港澳开放，可以有效的防范风险。取得的成功经验可逐步推广适用到其它区域。同时，现在的改革开放已从商品要素的流动型开放转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制度型开放，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的制度体系，不断丰富、完善我国的制度体系，表现为要推动标准对接、资质互认、政策中性。而大湾区具有三种不同的制度规则，代表着国际上不同的制度体系。在此探索制度对接的具体路径，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水平。

深港国际中心效果图

“加快推进大湾区建设给予了深圳再次勇立潮头的机遇。”他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拓荒牛和试验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良好的制度软环境，有发达的市场规则，成熟的信用体系，是我国最具有制度型开放条件的地区。在推动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深圳应主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规则，不断完善自身的营商环境，力争成为新时代中国对接国际的窗口，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桥梁。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后发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他表示，这同时给予了深圳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深圳的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升级，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工业经济形态也在发生转变，正在从信息经济向智能经济转变。在此基础上，率先在此进行高端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将为深圳争取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深圳是国际教育示范区，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会在此进行探索。这为深圳补足教育短板，支撑未来长远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

“这还给予了深圳重大政策眷顾的机会。”他认为，改革要破除旧规则设立新规则，改革最重要的是打破天花板。而要承担制度型开放的重任，就要有充分的改革权限，就要有自由的空间。通过综合授权，国家给予了深圳这种权限。相当于深圳可以再次“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深圳获得的含金量最足的政策，一定要充分利用好。

王福强认为，作为大湾区核心引擎，深圳未来应着力形成合力，推动大湾区建设迈出实质步伐。

他强调，在推动大湾区建设中，深圳应在科创领域取得实效，高水平建设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圳在科创领域有了很好的基础，在产业化方面也有很好的支撑。要持续增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此外，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中间有个转化的死亡谷。深圳下一步要重点在这个方面下功夫，真正找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深圳方案”。同时，深圳应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方面做出表率。深圳既有传统产业，也有现代产业。如何推动传统产业现代化，实现现代产业高级化，是深圳应探索的重要方向。要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协同提升上下功夫。

“深圳还应在推动形成发展新格局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圳作为外向型经济的代表，在国家开放体系中具有首位度。要在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深圳当前面临的重要命题。”他说，深圳未来还要在与港澳合作中发挥作用。深圳要加强与港澳的合作，充分发挥产业优势、科创优势、空间优势，为香港的科创发展、再工业化、服务业发展、民生合作提供机会。

他建议，要与时俱进拟定深圳版的“施工图”。要对标《纲要》的七项重点任务，结合深圳的基础条件，逐一分解、细化，形成可落地、可实施的项目，通过量化、细化、操作化、项目化这“四化”，形成深圳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行动指南。同时，将落实《纲要》与深圳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大湾区的战略使命，除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要验证“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建设优质生活圈、推动生态文明、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将深圳自身城市的发展，与大湾区的战略使命对应，在重点平台谋划、重大机制设定、重大政策争取、重大项目布局上主动对应。

“要形成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合力。”他强调说，包括深圳内部各区的合力、深圳周边区域的合力，与大湾区其它城市特别是与香港、广州的合力。区域之间固然有竞争，但是正是因为区域的良性竞争，才有效推动了中国过往40多年的高速发展。深圳要在与其它城市合作谋划、相互支撑方面迈出实质步伐。

他认为，大湾区最重要的战略使命是推动“一国两制”新实践，回应港澳需求拓展发展新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圳要打好港澳合作牌。要携手港澳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港澳产业转型提供支撑，实现自身创新型发展。要实行服务业优先向港澳开放，为港澳释放增长潜力，培育自身经济增长点。要推动制度型开放，与港澳的国际化标准对接、资质互认，提升深圳的整体制度环境。要推动要素便捷流动，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流动，集聚国际高端要素。要与港澳携手共建优质生活圈，成为宜居湾区。要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成为培育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支撑区。

“深圳一直以来以科技创新、制造中心的形象示人。但是这种科技也好、制造也罢，更多的是陆上科技，很少涉及海上科技。”王福强指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将会为深圳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推动深圳形成陆海统筹发展的新格局。

“从科创来说，可以借此推动陆上科技下海，创造科技应用新领域。从产业来说，可以推动海工装备、海洋探索等产业发展，培育新增长极。从空间来说，可以打破1997.47平方公里的束缚，拓展发展新空间。”他认为，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有雄厚的产业基础，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发达，有强大的产业转化能力。同时深圳还有强大的科研实力。重大平台、知名企业、众多服务机构，构建起了国家、企业、社会三层创新体系，便于成果落地、转化。

“深圳有良好的岸线资源，直接面向南海；深圳与具有海洋基因的香港紧密相连。”不过，他也坦言，目前深圳的海洋意识仍较淡薄，重视陆上科技应用却未拓展海上科技应用。深圳的海洋经济基础较薄弱，停留在观光旅游、港口经济等阶段。岸线分割也未形成合力。

为此，他建议，深圳应与港澳携手，联动海南，共同谋划国家海洋协同发展区。依托这个平台推进海洋文明培育、海洋产业发展、涉海科技创新、海洋规则衔接等事项。同时推动珠三角重要港口基础设施的整合，共同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另外，应配合香港发展海事服务、航运金融、海洋培训等业务，提升海洋服务业能力；大力发展海工装备制造、海洋资源勘探等能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深圳新的重大历史使命。王福强认为，国家对深圳的五大战略定位，从五个不同角度描绘了深圳的发展愿景。但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先行示范中深圳应首要关注的问题。深圳要率先在民生幸福方面发力。

他分析指出，国家以前的重大战略规划，通常将“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在物质极大丰富后，规划关注的重点应逐渐转到人文关怀。而先行示范区的规划正体现了这种理念。深圳后续要重点在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城市文明培育、市民意识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下功夫。

他强调，特别要对标“民生幸福标杆”，在市民的社会保障、情感需求、精神享受等方面下功夫，率先示范。民生除了物质外，精神方面的归属、认同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纵观世界城市史，伟大的城市通常都需要“三足鼎立”。要通过多方面努力，构建深圳成为繁忙之都（对应经济高度发达）、安全之都（对应社会治理有效）、神圣之都（对应精神文化极大丰富）。只有这样，深圳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才能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才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持续生命力。

 “其次，要在城市文明方面示范。培育发达完善的市民社会，是成熟经济体的必然结果，深圳未来应在城市治理、城市文化等软实力方面进行示范。”他提醒说，要注意把握示范的重点次序。首要是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那些举措，其次是城市软实力，最后才是经济层面。同时要妥善处理提升自身与先行示范的关系。要通过夯实自身，形成正面引导，而不是搞花拳绣腿。还要注意区域与周边形成互补关系，避免造成资源吸取的“灯下黑”现象。另外，要注意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先行示范区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示范，更重要的制度软环境的示范，不能厚此薄彼。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从一个边陲农业县发展成为世界知名城市，有力验证了我党有能力领导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他说，未来，作为先行示范区，深圳要在共同富裕、民生幸福、城市文化、市民意识、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发力，推动深圳成为全面现代化的典范，特别是制度现代化方面，有力验证我党有能力领导全面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也可以实现现代化，并且是更高阶段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我们的“四个自信”才能真正落地，才能提升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这也正是深圳未来要重点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