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关注四十年光阴里的深圳故事

9月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05版刊发题为《四十年光阴里的深圳故事》的文章。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9月3日05版

四十年光阴里的深圳故事

记者 陈振凯 吕绍刚 刘少华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年来，这片沿海地块以惊人速度成长，一跃成为1300多万常住人口的国际大都市。

40年来，一拨拨人，和深圳一起成长，写下了属于个人，属于中国，甚至属于世界的传奇。

40年光阴里，深圳有太多故事……

任正非：21000元注册了华为

1983年，一位普通的退伍军人转业到深圳。4年后，他成为千军万马创业大军中，一匹不那么年轻的马。

他叫任正非。1987年已43岁的他，绝对属于“高龄”创业者。用21000元，他注册了华为，一脚踏入通信领域。

在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英雄不问来路，更不问年龄。

那年月，通信行业对任正非的技术要求倒是不高。他所做的是，以买卖交换机设备为生，从香港买来交换机，卖给县级邮电局和乡镇、矿山。

起初，华为看上去与改革开放之初很多小公司并无区别，“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既无产品，也无资本。

只是，它在深圳，它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创始人。“我是一个人创建了华为，当时在中国叫个体户，想组织千军万马，是有些狂妄，不合时宜，是有些想吃天鹅肉的梦幻。”

一些老华为人会讲这么个故事。

有一天午饭时间，大家正在餐厅吃饭，任正非从厨房快步走出来，挥舞着锅铲冲员工们演讲——20年后，华为将是世界级的大公司，全球通信行业四分天下，华为有其一。

仅仅半年后，他就改口了——“全球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

起步10年之后，这家企业开始瞄准创新。

“十多年前我听说贝尔实验室一天发明1项专利，现在每天平均3项，实在太了不起了！”这番话，是任正非1997年访问贝尔实验室时说的。

时移世易，如今华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研发力量早已远超之。

任正非说，华为每年研发经费投入已经达到150亿至200亿美元，未来5年总研发经费会超过1000亿美元。早在2018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上，华为已高居中国第一、全球第五。

今天的华为，有15000多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专家，负责“把金钱变成知识”；60000多位应用型人才则开发产品，负责“把知识变成金钱”。

从模仿到并行再到超越，这既是华为的创新史，也是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史。

如今，华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了18万员工，在通信领域早已实现了当年的梦想，不但三分天下，还排名第一。

这是40年来，深圳最典型的故事，从无到有的故事。其他很多企业也许没有华为这样的规模，但有着类似的轨迹。

深圳企业的成功，不只有开头和结果，更有艰苦的奋斗过程。华为的企业管理哲学是——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乍一看无甚新鲜。然而，说易行难。

就一句“以客户为中心”，华为论述了几十年之久。如今，华为的办公室遍布世界各地，相应指挥权也并不留在深圳，而是“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它们跟客户贴得这么近，始终感知客户需求，然后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

“以奋斗者为本”，更不是句空话。用任正非的话说，“华为初创时期，我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自己没有房子，吃住都在办公室，从来没有节假日，想想这是十几万人20年的奋斗啊！”

“长期坚持艰苦奋斗”，是奋斗者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从任正非发给员工们的文章题目便可窥见一斑——《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自我批判中进步》《反骄破满》《华为的红旗能打多久》《华为的冬天》《活下去是企业的硬道理》……　

彭颂望：从爸爸修自行车说起

1974年出生的彭颂望，老家在广东河源农村。在他的回忆中，家乡人多地少，一家人靠种田为生，常常吃不饱饭。

1984年，彭颂望的父亲决定来特区闯闯。夫妻两人带着四个孩子，来到深圳罗湖，在东门租了一间店铺，做自行车维修生意。

“那时候‘三天一层楼’的国贸正在建。”彭颂望说，1984年深圳根本没几栋高楼，深南大道还是一条土路。如今已是深圳中心区的皇岗、岗厦，当时都是农田。

1987年，彭颂望到宝安西乡读初中时，偶尔也会到父亲的店铺。当时，从西乡到罗湖只有一条铺满碎石子的土路。

“80年代深圳路还没修通，从当时还是关外的宝安到罗湖要坐一个多小时中巴。”彭颂望回忆，那时候公交线路少，每趟车都挤得满满当当。“路口有警察查超载时，乘客们赶紧蹲下。现在想想特别有意思。”

1989年，当彭颂望考入深圳中学读高中时，东门商业街和5年前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清楚记得，1984年时东门商业街两边的建筑还以老旧的瓦房为主。几年后读高中时，街边已经基本都是楼房了。

谈起高中生活，彭颂望说，深圳高中在当时已经是全市条件很好的学校了，但和现在不能比。“我读高中时，学校只有冷水，冬天一到洗澡就特别怕。哪像现在的学校，空调热水一应俱全，学生们拎包就能入住，和酒店公寓一样。”

1992年，彭颂望考入深圳大学，选择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后，他从南方国际大酒店的核数员做起，后在佐丹奴、麦当劳等公司经历多个岗位。工资也从刚毕业的800元，一路涨到3000多元。

“在深圳，每个人都有一颗想创业的心。”2001年，彭颂望辞去工作，和同学做起了电脑组装生意。20年前，国内电脑刚刚兴起，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华强北街也逐渐成长为“中国电子第一街”。

彭颂望回忆，2000年前后，华强北还不是步行街，马路上车来车往，人行道上全是搬运货物的平板车。“每天都是人山人海，随便开家店都能赚钱。”

“刚来深圳时没有想过而立之年会选择重新回‘村’。”2004年，在“明星村”南岭村邀请下，他从一名个体户，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在南岭村社区工作的16年，他从办公室工作做起，历任社区工作站站长、社区党委委员，见证并亲身参与了南岭村社区的转型发展。

2000年初的南岭村，是一个典型的工业村，工厂遍布，外来人口集中，基础建设和配套设施多为工业发展服务。

“我刚来就赶上了南岭村的又一次转型。”彭颂望介绍，2004年南岭村完成了农村城市化改制，伴随城市化进程，南岭村社区面貌也发生显著变化——

以前村里没有的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等品牌都进来了，村民住进了高层电梯房，居住环境越来越好，出行也越来越方便，村民文化水平越来越高。

从工业村到城市社区，南岭村的人口结构变化也是深圳城市化进程的缩影。从全村只有几百村民，到外来工过万，再到越来越多的居民定居于此，如今南岭村管理人口超过10万。

彭颂望来到南岭这十几年，许多厂房改成了科技园区。

南岭村还成立了村集体控股的股权投资基金公司，为深圳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探路。“最近几年，我们对外投资就能看到成果了，投资的企业也快有要上市的了。”彭颂望说。

8月30日，吃过晚饭的彭颂望，来到小区楼下的荔枝公园散步。他说，现在的深圳不管多晚，大街小巷都可以安安心心随便逛。

“我的孩子今年13岁。他也会经常问起我深圳当年的故事。”彭颂望说，“深圳的发展真是一个奇迹。”

刘中华：从一个农民到顶级“老表匠”

1300多万深圳人里，可能再也没有谁比刘中华更懂光阴的宝贵，更懂空间的价值。

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顶尖级“老表匠”，一个在方寸表盘上“跳舞”的人。

1971年生的他，老家广东揭西农村。19岁高中毕业后，他急于找份工作。那年正是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全国激情澎湃。机缘巧合，他得知一个宝贵消息：深圳飞亚达公司，正招人呢！

刘中华属牛，很想到深圳闯一闯。没有迟疑，他抓住了飞亚达招聘的机遇。这家公司，1987年底刚在深圳成立，是当时的航空工业部在特区设立的企业之一，立志“飞出亚洲，达至全球”，发展势头很好。

种田需要力气，组装手表需要巧劲。万事开头难，到了公司，刘中华先从学徒工干起，起初连镊子都拿不稳，一夹零件手就抖。想进步，没有捷径，必须反复练习。刘中华肯吃苦，比别人付出多，不断磨练，加上悟性也好，慢慢地成为公司装配部一把好手。

后来，他调到高档手表小组，参与手表维修，做过技术线长，解决生产线上的技术问题。他还对工具夹进行设计改造……在小小机芯里，练就技能是个精细活。机械表走得灵不灵，关键看师傅的调试功力。刘中华的工作，精确度计量单位不是毫米，而是丝。1丝有多细？头发丝直径是8丝。

随着经验积累，刘中华对石英表、机械表、航空表、智能表等手表特点，对铜、合金、不锈钢、稀有金属、新材料等材料特质，异常精通。不同手表、不同材料，对手表装备员、维修员的要求不同。无论怎么变化，在刘中华看来，制作手表最核心环节，永远需要匠人用心慢慢打磨。

到公司12年后，又是一个马年。2002年这年，刘中华得了一个大奖：深圳第四届职工技术运动会手表装配工比赛上，获个人第一名及团体冠军。他有多厉害？拆装两个石英机芯，只用3分钟！技惊四座。

这些年，各种大奖，刘中华拿到手软。2006年，全国机械手表维修技能比赛，他获得个人银奖及团体第二名。2007年，深圳市百万农民工技能大比武活动，他荣获深圳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2016年，他荣获深圳市百优工匠。2017年，他成为深圳市劳模……

最让他难忘的，还是研制航天表。2003年10月，神舟五号载人飞天成功，举国欢庆。在此前夕，刘中华参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专用手表的研制工作，主要负责机芯调校和成表组装。到了神舟七号，遇到新情况。因有出舱工作安排，舱外温度最低80摄氏度，航天表能不能适应这个温度？

一个关键是润滑油。钟表油，能适应的最低温是零下50摄氏度。必须找到新的润滑油！经过几十次尝试，刘中华最终发现了合适的油。它在正负80摄氏度环境，高温不会挥发，低温不会凝固。找到了油，还需要掌握点油工艺，点少了不能润滑，点多了会溢出。刘中华掌握了这门手艺。

干一行爱一行，还要传帮带。2016年，“深圳市刘中华精密计时制造技能大师工作室”设立，主要是培养新的“老表匠”。工作室里，他全神贯注工作的场景，让人踏实。

刘中华的“舞台”，就是一个表盘，小得不能再小。

因为吃的苦多，因为光阴的力量，他的舞台又大到了天了。

深圳也一样，从很小到很大，从贫穷到富裕，从落后到先进，从渔村到都市，也是因为——

吃的苦多，光阴的力量。

内容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陈振凯 吕绍刚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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