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新成长的文化基因

几乎一贫如洗、一无所有的境况，让这个新生特区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原宝安县是薄田、渔火的世界，33万人口中农民占92%。1978年城区面积仅3平方公里，只有猪仔街、渔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200米长的小街。1979年全县GDP仅1.9676亿元，一个农民月平均收入约21元，而同期香港工人月平均收入1000元港币。当时流传的民谣是：“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民谣背后是一组惊人的数字：1955-1979年，深圳共计56万人（次）逃港，其中干部183人。

外在短缺激发内在动力，匮乏基因衍生忧患文化。深圳始终有一种时不我待、不进则汰、“狼来了”的紧迫感。1980年代“姓资姓社”的颜色之争，1990年代“文化沙漠”的底蕴之责、“特区不特”的政策之忧，2000年代“难以为继”的资源之虑、“被谁抛弃”的瓶颈之惑、“产业外流”的转型之困等等，一次次把深圳卷入舆论漩涡、置于聚光灯下。深圳也因此养成了看淡光环、时时反省、自我革命的警醒与自觉。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言，深圳是中国最具危机感的城市。正是匮乏基因和忧患文化，倒逼深圳走出了一条人才密集、知识密集的创新发展之路，五位一体、错位平衡的协调发展之路，高附加值、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之路，融入世界、互利共赢的开放发展之路，以人民为本、共同富裕的共享发展之路，创造了劣势逆袭、边缘崛起的精彩样本。

没有终极追求，就没有恒久力量。深圳每天都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特区基因。1980年，中央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如同“点火机制”，赋予深圳独特的“特区基因”。从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排头兵”“尖兵”，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深圳始终以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将时代赋予的使命镌刻在自己的“精神旗帜”上，以“大我”成就“小我”。回望40年，深圳创造了千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第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禁区”、放开市场的价格体制改革“雷区”、打破“铁饭碗”的劳动工资制度改革“难区”与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改革“盲区”，深圳都闯了；基建招投标是从没搞过的，深圳建国贸大厦不仅招了投了，更以“三天一层楼”的纪录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

深圳以顽强意志挑战了诸多“不可能”，实现了从一个“科技荒漠”向一座“创新之城”的华丽转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了诸多“深圳智慧”“深圳实践”。“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正是先行一步的特区基因和追求卓越的使命文化，使深圳以“使命型城市”的持续超越,实现了世所罕见的创新发展，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光明前景。

40年的沧海巨变充分证明，深圳的成功有外部因素，更在于内因驱动，是多重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基因与文化的协同演进，共同成就了深圳作为创新之城的“达尔文适合度”，最终实现了一个城市的“羽化成蝶”。“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圳将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展现世界级创新之城的新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