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40年 | 郑永年：在“世界地图”上定位和认识深圳

“如果我们光看自己的发展，不知道东京人在做什么，不知道纽约人在做什么，不知道旧金山人在做什么，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深圳下一步的发展，必须从世界地图上来定位。”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刚刚履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的知名学者郑永年，接受了深圳特区报记者的专访，就深圳的使命、发展方向、升级路径等问题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深圳过去的发展成就，现在的一举一动，未来的远景规划，全世界都在关注。

郑永年认为，过去40年深圳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重要的还是面向未来。“深圳从一开始就是一座使命性的城市。”40年前建立经济特区，就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规划深圳的。所以我们不能光看深圳本身下一步怎么走，更要看国家下一步怎么走。同时，深圳过去的40年，也是全球化的40年。所以深圳的发展不仅仅是内部的发展，更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

郑永年指出，下一步发展，从国家层面，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新时代“三步走”战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圳的发展就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先行一步。

同时，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深圳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国际大背景。郑永年表示，前40年，西方的技术我们应用就行了。现在，国际环境变化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给我们技术了。特别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更是被有意针对和打压。“我们怎么样从应用转到原创，这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的话，那么下面的路就很难走了。”

“成就越大，应当承担的责任越大。人没有压力就不会进步，一个城市也一样。”郑永年谈到，比起40年前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白手起家，深圳下一步发展的条件，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条件，都要好得多得多。但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更大，深圳要有使命感、压力感甚至危机感，这样才有巨大的动力推着自己拼命往前冲。“如果我们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了，深圳往后的发展就了不得了。”

“双区驱动”，是深圳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郑永年强调，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深圳先行示范区，都是从我们国家的宏观发展需要定位的，两者是不可分开的。推进“双区”建设，要有大局意识，要有思想解放。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更要为国家做一件大事，“为国家做一个样板”。

“先行示范区建设，除了经济发展，还有制度创新。因为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还是追求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深圳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显著特点，制度、法规、规则、政策存在较大差异。郑永年一直认为，同一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只能产生物理反应，而不同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就会产生化学反应，所谓的制度创新更有可能来自不同制度的互动。“从制度融合与创新的角度来看，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区域大平台，更是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样本。”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理应在推动制度创新上有更大作为，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路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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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如何建设先行示范区？郑永年尤为看重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学习。要向其他国家发展得好的城市、世界级大都市学习。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虽然期间也遭遇过困难危机，但是都克服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汲取别人的教训。像美国的“铁锈带”，为什么曾经辉煌过，一下子就闪断了呢？“既要学好的经验，也要学他们的教训。深圳要坚持底线思维，在避免城市衰败的底线基础之上，考虑城市整体升级的问题。”

第二是创新。学习不是描红，不是拷贝，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国情进行创新，比他们做得更好。尤其是深圳，要先行示范，更应如此。

谁去学习和创新？郑永年认为，有些东西要企业家去学习和创新，有些东西要政府去学习和创新，有些东西要学者去学习和创新。无论是企业家、政府、学界，都要有正确的自我认识，把自己的角色摆正，去找到自己的学习对象和创新路径。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是个应用大国，还不算一个创新大国。即使深圳是目前中国最为发达的创新型城市，但很多创新还是停留在应用层面。正因如此，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影响很大。      

“任何一个国家，早期的发展肯定先是应用，这是技术扩散的规律。”他说，近代以来西方先发展起来，技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溢扩散。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早期都是应用别人的技术发展自己。但是后面必须从应用转到原创，否则就会面临各种“卡脖子”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珠三角逐渐成为世界工厂。那时很多人有个错误观念，认为世界市场是存在的，我们采购就行了。甚至有人说，我们粮食都不用种，世界上粮食那么多，我们采购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世界市场只是在国际关系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才是存在的。地缘政治一变动，国际环境一变化，世界市场就不存在了。我们今天就面临这个问题，人家有货不卖给我们，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有好些地方思想确实要解放，但这个思想必须是正确的思想。”

现在面临“卡脖子”问题，大家开始着急了。郑永年直言，华为如果早10年开始思考芯片问题的话，就不会产生现在这样的被动情况了，这个教训够深刻了。他强调，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真正拿出中国制造，拿出更多的整装产品，即使组装也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越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越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什么叫大国重器？原创性的东西才是大国重器。”

当前，深圳正在大力投入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对此，郑永年说，创新、创业、创意当然都很重要，但最关键的是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体制创新，二者相互强化。

当前，国际环境变化了，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为了积极应对挑战，中央提出了“双循环”。

郑永年认为，对“双循环”要有科学的理解：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内部消费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很大比重，但这并不是说外循环不重要，像深圳这样的经济外向型城市，下一步发展还是要以外循环为主。

面向世界，我们还是要请进来、走出去。郑永年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首先是海外华人的资本流入，然后是西方的资本流入，这对我们的发展很重要。现在我们发展起来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了，对环保的要求也提高了，以前那些低附加值的、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的资本，现在很少能找到空间了。“外资不仅仅是一个资本的概念，外资跟技术、人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很多外资进来，需要吸引、留住优质资本、优质技术尤其是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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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到？郑永年举例说，无论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是东京湾区，都是世界级经济平台。三大世界级湾区所在的国家，虽然也经历了各种困难或危机，但优质的资本、技术、人才还是留在湾区里面，由此实现可持续发展。郑永年建议，粤港澳大湾区要升级，升级成一个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在大湾区内部，香港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珠三角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有基础、有条件打造这样一个平台，从而使得全世界的优质资本、优质技术、优质人才都想来，来了以后不想走也走不掉。这既是湾区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回应。在这样的平台效应下，有利于深圳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优质创新资源，为建设先行示范区服务。

优质的资源最看重的，就是平台是否广阔、配套是否优质。在郑永年看来，相较三大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现在欠缺的是“软件”方面。

要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归根结底要靠人才。郑永年表示，为什么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能够成为比较优质的世界级经济平台，就是因为能培育、吸引大量的人才。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好像院士才是人才。其实不是这样的，农民工里面也有人才，深圳现在还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我们的人才观要改变。人才不能分高端低端，有用的人才都是人才，都是平等的人才。”他说。

人才需要很好的软环境支持，比如好的中小学教育资源，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等，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软实力。郑永年认为，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有多高，它的发展程度就有多高。就子女教育而言，从幼儿园到高中，国际化很重要。世界上的好大学多的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都可以去考。但是本地有好的高中、初中和小学、国际化的学院，才是人才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要注重人才的具体需求，并不是说给他们一个实验室就够了。

“大湾区不能只顾自己发展，也要突出辐射作用，把其他地方带动起来。”在郑永年的设想中，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南方共同市场。

郑永年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一个连接点。把这篇文章做好了，对整个经济发展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可以考虑“港湾联动”，形成一个南方共同市场，覆盖完整的产业链，既有附加值高端部分也有中低端部分的产业生态，既有市场空间也有足够人口，联动起来加速国内大循环，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通国际大循环，从而具有极大抗风险能力。甚至还可以考虑向北延伸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海南自贸港三大国家战略的有效对接，以更大市场空间的联动让国内大循环更有效率。

“开放是什么？开放是一种规则，开放是一种精神。” 郑永年强调，有效的对接，有效的联动，非常重要。而当每一个开放的区域都有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又不一样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开放名义下的封闭，这就是我们现在一些地方在开放上面临的情况。“所以强调互联互通、有效对接，就是要追求一个规则上的统一。只有在规则统一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走向开放。”郑永年建议，不仅仅是广东省内，国家好多开放的试点、开放的区域，都要打通互动起来，不要地方主义的开放，才能形成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开放。

郑永年特别指出，物理意义上互联互通没有问题，关键是规则制度层面的开放。就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要打造一个“内部的欧盟版”。“为什么欧盟比较有效，因为它的规则是统一的。人家欧盟二十几个国家能互联互通，我们一国里面的三个地方为什么不能互联互通？还是有很多可以攻克可以做的。”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矢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当好“两个重要窗口”，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郑永年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最直接产品，一个面向世界的最重要窗口。“我认为讲好了‘深圳故事’，差不多也能讲好一个‘中国故事’，至少是其中最好的一个‘中国故事’。

刚刚正式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郑永年担任首任院长。他提到，之所以叫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就是要把中国、把深圳放到整个世界背景下，放到世界地图上来定位、认识，这样才能既看得到我们的优势，也能看得到我们的劣势。在他看来，发展肯定要有参照点：一个是时间的概念，要看我们自己的过去；一个是空间的概念，要看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高研院希望为深圳做一些定位，帮助深圳在世界上找准定位。当然，我们高研院不仅仅是为深圳服务，为广东服务，还要为国家服务，一定要有国家情怀，一定要有世界眼光，为区域及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及时的、富有远见的政策分析，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世界级经济平台，深圳要增强核心引擎功能，也需要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郑永年坦言，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今后我们“走出去”可能会遇到困难，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仍然要在开放状态下讲好“深圳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任何国家内的利益也是多元的，这是个基本事实。我们根据大趋势打造的，不仅仅是经济平台，还有学术交流平台、政策交流平台。在这方面，我们高研院希望能为深圳、为中国作出一点贡献。”他说。